红木（一种稀有的名贵木材，主要作为中国古董或仿制的古典家具用材）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在过去的15年中，因为中国对红木的极大需求，以中国为主的消费市场使贸易数量不断攀升，从2000年进口144 500立方米到2014年超过200万立方米。经过2015年的短暂减速后，虽然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放缓仍在进行，红木需求却在2016年逆势上升。在进口的红木产品中，原木占了约80%，而中国进口红木原木总值平均占2009年到2015年中国原木进口总值的10%。

红木需求带动了产业在主要原产国的兴衰循环。其突出特点是各国市场上出现砍伐和出口总量的急剧上升，紧接着暴跌或曰“萧条”随之而来。在周期循环的高潮，高昂的市场价格导致了不可持续的砍伐量、对栖息地的破坏、腐败、走私、有组织犯罪团伙和反叛组织的参与、以及针对执法人员和社区群众的暴力行为。这种循环的周期与贸易网络从一国到另一国的不断转移相对应。

然而，CITES之外，大部分进口国均缺少相应的法律根据，因而无法禁止进口违反原产国规定采伐或交易的木材。第17届CITES缔约方会议在2016年9月24日至10月5日期间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红木树种贸易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

产业兴衰模式

对红木家具猛增的需求催生了全球相关产业的“兴衰”循环，每个周期可分为泾渭分明的不同阶段。在第一阶段，生产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维持在较低水平。在第二阶段，登记在册的贸易进口量突然急剧上升，有时候一年比前一年翻倍增长，同时原产国的红木采伐数量也剧烈增长，市场价格往往飙升。爆炸性增长的需求达到顶点后，原产国和需求国的贸易流量通常开始急剧下降。原产国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国木材资源稀缺、另一国发现新供应源，以及/或原产国为应对森林资源消耗而出台新法律、强化执法。CITES新条目的实施或保护级别提升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连续不断的兴衰循环里的一个重要的考量角度是开采的速度和贸易变化，这也对各管理当局和国际监管机制（如CITES）带来治理难题。

不可持续性

几乎所有的红木分布地区的树种蓄积量都只有非常有限的数据，这导致我们难以准确估计红木贸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缅甸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案例——根据大果紫檀和奥利弗黄檀（奥氏黄檀）的估计蓄积量以及贸易趋势分析，这两个红木树种预计将在三到十三年内在野外灭绝。另一关于交趾黄檀（大红酸枝）的数据显示，泰国是唯一一个有估计蓄积量的分布国，其2011年的记录数据是63 500立方米。其他地区的种群数据仍属未知，但其也被视为极其罕见、濒临灭绝。CITES的贸易数据库显示，在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有CITES认证的源自老挝和柬埔寨的大红酸枝的贸易就已超过以上数据，受许可的贸易量达到76 391立方米。CITES的CoP16闭幕后的18个月里，中国仅从老挝的进口量就同等于泰国2011年记录的总蓄积量。即使有了CITES的保护，红木树种依然面临着野外灭绝的极端威胁。

由于当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开发利用手段，西非地区（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加纳和多哥）也存在因红木贸易过度开发热带材树种的现象。然而，在知晓刺猬紫檀用途多样、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许多分布区国家对自然种群的现状并无足够信息，因而无法制定合适的资源管理战略。

中美洲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兴衰周期引起资源枯竭的趋势。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色名录，微凹黄檀属“濒危”级别，曾分布于瓜蒂马拉（又名危地马拉）南部临近太平洋的滨海平原。最近的普查结果显示，该物种正处于危急关头，当前有迹可循的只有一个总计48棵树的自然种群。可用信息表明，另一个红木树种史蒂文森黄檀（又名伯利兹黄檀，洪都拉斯玫瑰木）的野生种群很可能急剧减少，这是由于持续开展不可持续性的择伐，并将森林砍伐后将土地用作农牧用途。

不可持续采伐针对的远远不仅是某一种红木树种，造成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不断退化。在马达加斯加，尽管已有2006年的禁伐法令、2010年开始的禁止出口令，黄檀属和柿属也已在2013年进入CITES附录II，这些名贵木材的砍伐和走私现象依然猖獗，加剧大面积的生态系统失调。每砍下一棵红木，就需要用更多的轻质木材制作木排，将红木运出森林。红木贸易直接导致马达加斯加当地独特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发生退化。

非法活动猖獗

在红木采伐及相应的贸易活动中，非法活动屡见不鲜。结果，绝大多数的国际红木贸易属于非法。

为控制大面积的森林砍伐、抑制森林退化、加强贸易资源的控制，许多原产国已推行原木出口禁令或是木材出口禁令/暂停通知。然而，违法行为却屡禁不止。根据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全球前十五大出口国中大部分已出台原木出口禁令。

非法采伐是极为严重的野生动植物犯罪行为，因为它影响的不仅是某个物种，还有整块栖息地。森林与环境的相关法律意在保护仅存的脆弱木材资源，不法分子却频频违法。在许多地区，资源的过度开发迫使偷伐者铤而走险，进入保护区和土著部落。这些现象在东南亚和中美洲尤为严重。

通过跨境走私规避国家的相关砍伐法规、贸易法规和税收也是红木商人的常见做法。三个主要红木产地频繁曝光走私路线，分别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瓜蒂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墨西哥、巴拿马）、东南亚（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和西非（布基纳法索、贝宁、冈比亚、加纳、几内亚比绍、几内亚科纳克里、马里、尼日利亚和多哥）。在西非，当地九个国家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的推动下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共同打击非法采伐及相应贸易活动，于2015年12月破获一起史上规模最大的走私案，查获相当于2 160万美元的原木，其中大部分是红木（刺猬紫檀）。缅甸通往中国的陆路口岸长期设有原木出口禁令，因此几乎所有跨境红木贸易均为非法。

另外，在红木贸易中，政商勾结非常普遍。在巴拿马和马达加斯加，涉嫌红木非法贸易的商人在近年里已通过选举进入国民议会。在加纳，查获没收的红木无端消失，引起人们对当地政府廉政诚信的质疑。在几内亚比绍，林业部长被指控涉嫌参与非法红木贸易并被免除职务。

威胁国家安全

红木贸易的兴盛发展，对森林治理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西非，红木树种被越来越多人称为“血腥木材”（注释：这一说法最早来自该地区利比里亚内战期间出口的木材，当时那些树种不属于红木类）。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与科特迪瓦的案例将说明，非法红木贸易与反政府暴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几内亚比绍的案例则说明了商人如何利用动荡的政治环境攫取森林资源。2012年的军事政变使几内亚比绍濒临崩溃，红木商人则趁战乱之际占据木材资源。几个月内，中国从几内亚比绍进口的原木数量就急剧增加，2010年时还只有近500立方米，到2014年就增至超过7万立方米。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某些原产地区，非法红木贸易和毒品走私之间同样盘根错节，在中美洲尤为严重。

针对执法人员的和环保人士的暴力行动

非法红木贸易的丰厚利润也驱使不法分子对反抗抵制采伐和贸易的政府官员、环保人士等采取暴力行为。据报道，泰国在2013年至少有10名森林警察因为红木砍伐和走私被枪杀。自2009年以来，有50位以上的泰国公园警察被谋杀，26人受伤，23人病危离岗。在马达加斯加，谴责红木贩卖组织的环保人士和群众一直受到威胁，暴力，甚至遭到起诉。

在CITES第17次缔约方会议之前，只有8种红木品种被列入CITES附录。由于大多数的红木树种未受到CITES的保护，也因为红木的主要消费国中国以及主要的加工国越南没有明令禁止非法采伐以及、或者非法交易的木材进口，这些物种的非法木材仍然在市场上合法流通。